DFC 臺灣執行長許芯瑋分享：「過去談教育弱勢，我們想到的多是經濟或資源不足；但在 AI 時代，我們也開始看見一種不只發生在少數孩子身上的『新型態弱勢』…… 」 比起學習落後，超過 7 成家長最擔心孩子「在人際互動中受傷，或難以在團體中被接納與包容」 ...

今天的孩子開始問「為什麼」，其實也提醒了教育工作者：一項規範如果真的有存在的必要，我們就應該有能力說明它要處理什麼問題、保障誰，以及為什麼需要大家共同遵守。若連成人都說不清楚，只剩下「學校規定就是這樣」，那麼要求孩子學習責任，很容易只剩下服從。

當初我謀職數月後發現，中高齡想二度就業，考量各種因素，很難再進入過往的全職工作，只有餐飲服務業較適合。因此，最終選擇了門檻最低、也號稱善待中高齡族群的速食業，開啟我的二度就業人生。然而入職之後我很快就發現， 主管常以對待年輕人的標準，催促中高齡者必須在第一週就跟上尖峰時段的內場節奏。一旦動作稍慢，便會換來冷言冷語或不耐煩的歧視責問；甚至用輕蔑的口氣羞辱，像連珠炮一般不停責問為何不能跟上速度？甚至被 ...

2026 年 9 月 11 日，前總統陳水扁公開向女兒陳幸妤道歉。依照他的自述，當年為了隱瞞女兒婚變，他親自處理協議離婚並擔任見證人；是他叫陳幸妤不要請律師、不讓她請徵信社；也是他應趙建銘要求，刪除了 2,300 ...

對許多高齡者來說，一個看似簡單的 QR Code，從來不是「掃一下就好了」，而是一場突如其來的科技考驗。我常觀察到長輩面對新科技時的焦慮。他們並非不願意學習，真正讓他們退縮的，是一連串「未知」帶來的失控感。

台北市長蔣萬安的「蔣」字，在台灣政治語境中從來就不只是一個中性的姓氏，而是一個承載著龐大歷史重量與政治紅利的「身分符號」。 若在享受紅利時高舉「血統牌」，在面對質疑時卻又立刻躲入「隱私權」的保護傘下，這種「好處佔盡、檢驗全免」的態度，才是真正讓公眾感到不滿與質疑的根源。打破這種血統僵局的方法，並非逼迫他在實驗室裡交出 DNA 檢體，而是要在市政的擂台上對他進行最嚴厲的檢驗。很多攸關市民福祉的沉重課 ...

我曾在中國大陸受過 10 ...

所謂代價設計，是讓學生做了某些行為之後，體驗到行為所必須付出的代價。而且這個代價，在行為與結果之間必須保持真實的連結。例如不交作業就會跟不上學習進度，這是自然產生的代價。它不是為了懲罰，而是讓孩子理解，每一個行為都會帶來相對應的結果。學生損害公物，我 ...

讀完林孝庭書寫的《台灣的李登輝時代》，我最大的感受並不是更加認識了李登輝，而是更加理解了台灣。理解這個島嶼如何在冷戰、威權、民主化與國際政治的夾縫中尋找自己的位置；理解為何世界各國都曾經對李登輝抱持不同期待；也理解為何直到今天，台灣仍然必須不斷回答「 ...

通靈這個形式，幾乎存在於世界上所有宗教與身心靈傳統之中。從哲學角度來看，我認為真正值得討論的並不是「通靈是真是假」這樣二分法的問題，而是我們如何理解「通靈」的力量，從哪裡來，會到哪裡去。這個邏輯梳理的過程，也幫助了我學會了用更高的視角來看懂通靈者的處 ...

對某些特殊需求孩子而言，失敗並不是偶爾發生的事情。學習障礙的孩子，看著同學已經寫到第二頁，自己可能還卡在第一題；閱讀困難的孩子，別人念一次就懂的題目，他可能讀了三次仍然不知道題目在問什麼。到了下午，他們來到課後照顧班。然後玩一場桌遊，又輸了。我們看到 ...

台灣，不少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，招募仍習慣用「缺人就補」的方式處理。有人願意來，就先進來；出了問題，再想辦法處理。這在缺工環境下可以理解，但長照如果一直用這種邏輯，最後很可能陷入「一直補人，卻一直缺人」的循環。 日本企業並不只是「缺一個人，就補一個人」，而是先確認這份工作究竟需要什麼樣的人： ...